基金会找到我，让我写一篇关于我和长谷川良一教授交往的回忆文章。但我想用采访的方式,这样比较直白一点。
记者：刘老师，先请您介绍一下长谷川良一先生的基本情况，好吗?
刘青然：好的。据我了解，长谷川先生1926年8月2日出生于日本京都府一个平民家庭。在当地的高中未毕业，考入了当时日本设在我国上海的一所学校----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这所臭名昭著的学校是当时的日本当局在“大东亚共荣圈”的美丽口号下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了殖民亚洲各国培养干部的。他跟我说过，当时年轻有一股热情，又喜欢中国文化，就考了这所学校。
1943年，日本战败前，由于兵员短缺，就开始在学生中征兵，他也被应征入伍。在江苏无锡训练了三个月，还没有上战场，日本就投降了。
回国后,他考入了京都大学文学部，学习中国语言文学。毕业后，开始几年，他在京都几所大学教中文。后来去了东京，找了一所名牌大学----早稻田大学当起了教员，由讲师，助教授，教授，一直工作到70岁退休。退休后，还应聘到著名的东京日中学院教了几年书。他经常在教学第一线搞教学实践，他很少写论文，所以著作也比较少。但是在日本的汉语教学界他很有名。他很重视一二年级的汉语基础教学，特别是语音教学，他钻研特别深，也有他自己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
记者：现在请您谈一下长谷川先生和您多年交往的情况。
刘青然：可以。我们的交往开始于工作。文化大革命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快。中美、中日相继建立外交关系，我国和西方各国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很多外国朋友想学习中文，但我们原有的汉外词典不仅数量少，内容也陈旧，不敷应用。他们要求我国尽快编辑出版一些常用语种的汉外词典。为了满足这一需要，国务院有关部门就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咱们学校。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后，我校就组织落实工作。首先，学校汉语编研部由王还教授领班编写出汉语稿，外语系和出国人员培训部、各教研室安排编译工作。此时，我被调出负责《简明汉日词典》的工作。做这项工作，我是一个门外汉，任务在身，只好边干边学，各教研室也都有这个问题。考虑到这一情况，校领导决定聘请外国专家。长谷川先生当时在国家外文局《人民中国》日文版编辑部做改稿和定稿工作，但他对这一工作不太适应。经外文局和我院协商，将他调来我院。1976年4月，他到任后就和我一起搞这本词典。我们每天坐在一起，对其他日语教师译出的初稿进行讨论，同时根据日语的特点对汉语原稿做一些增删和修改。这一工作持续了一年半有余。除了工作，我还负责长谷川先生的生活照顾和联系工作。他热爱中国文化，天天坚持打太极拳，穿一身和我们一样的深蓝色涤纶中山服。节假日休息，我陪他去逛逛琉璃厂、国子监等地，偶尔还请他到我家聊天、吃顿便饭。我爱人擅长做江浙菜肴，如烧麦、馄饨、红烧肉，还有北方菜烧茄子，他都非常喜欢吃。有时还主动念叨想吃烧麦、烧茄子，我爱人都尽量满足他的愿望，精心给他做。那时，由于经济条件有限，没有上过馆子。寒暑假，学校组织外国专家去外地旅游，也都是我陪同的。
他回国后，我们还经常保持通信来往。我们约定，他来信要用中文书写，我去信用日文，如发现对方信中的错误要互相指出并改正，多年一直坚持。
1982年后，我几次出派去日本工作，到过他所在的大学和他在东京的家。受到他热情亲切的接待。我们双方有科研作品都给对方看看，还要提出修改补充意见。
顺便说一下，《简明汉日词典》初版1985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来重印了8次。日本东方书店初版社向商务出版社买了版权，1986年4月在东京出版，也重印了多次。我退休后出版社让我对这本词典进行了修订，我和孙炳日老师一起花了一年多时间对这本词典作了认真细致的增删和修改，出版了修订本。长谷川先生对这本词典作出了贡献，继续协助我们工作的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现代中国文学专家杉本达夫教授也作出了贡献。
记者：最后，请刘老师讲一讲长谷川先生向我院捐献遗产的经过。
刘青然：2012年春，长谷川先生在给我的来信中说希望来一次北京，看看老朋友们以及北京的新面貌，我立即回信邀请他来。他想住一次四合院，因食宿费太高，只好作罢。我给他租了学校国际交流中心的住房并请日语教研室的老同事孙炳日老师帮忙一起接待，孙老师欣然同意。
我和老孙轮流陪同他旧地重游。第三天上午我陪他逛护国寺大街的梅兰芳故居并吃了一顿北京小吃。他吃得很高兴，饭桌上他让我下午陪他去一趟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想把自己的遗产捐献给那里。我对此丝毫没有思想准备，但立即突发奇想说：“你捐献给咱们学校行吗？”他领会“咱们”这个词的含义，是把他当自己人了。他毫不含糊地回答：“好啊！那就不去那儿了。”我们回到了学校，他上楼休息了。我回来立即报告离退休处齐沛处长，那时学校还没有成立基金会，他马上打电话给校领导赵旻副书记，赵旻同志会见了他，向他表示感谢。长谷川先生回日本的前夕，学校党委书记李宇明同志会见了并宴请了他。这样这件事就初步定了。
2013年初夏，长谷川先生又来信说想再来一次北京。我们立即请他来。学校还派校办公室主任黄益方同志和孙炳日老师一起去机场迎接，但久等未能接到他。后来查实，他因急重病无法登机来北京了。从此，经多方联系，得知他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并转入了养老院。
2014年是他的米寿年，我和孙老师还联名写信向他祝寿。
2015年5月中，学校基金会派我和孙炳日老师去东京看望他。我们在东京一共待了三天，每天去养老院陪他。那时他已经卧床不起，说话也很困难了。但看到我们他还是很激动的。告别时热泪盈眶久久握着我的手不肯放开。在交谈时，我们希望他能给我们学校一份遗嘱公证书的复印件，他爽快地同意。我们这次去看望他带回来这份复印件，就有了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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