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谷川良一教授
刘：基金会找到我，想让我写一篇关于我和长谷川良一教授的回忆文章。但我想用采访的方式,这样比较直白一点。
基：您能先介绍一下长谷川先生吗？
刘：长谷川是姓,良一是名,有一字的一般代表的是家里的老大。他于1926年8月2日出生在日本京都府的一个平民家庭。高中毕业后正值日本侵华战争，日本要搞大东亚共同圈。日本在上海办了一个“东亚同盟书院”，这个大学说穿了就是为了培养侵华干部而成立的。大概在1943年，长谷川先生高中毕业后到东亚同盟书院进行学习，学的是中国语言文学。这个大学有一个传统就是把特长学习和社会学习结合在一起。暑假寒假和平时，学校各个学科的学生要去各地进行调研，说的好听一点呢是调研，其实呢，也就是搞点情报。一直到他后来读的大学叫爱知大学，还是有这个传统。他在那里读了两年学，二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45年，快到日本战败期间，本来侵华战争期间，大学生是不被征兵的，但是因为日本战线太长，兵源缺乏，所以他就被争去当兵了。当兵以后在江苏无锡训练了三个月，长谷川先生还未正式入伍，日本就投降了，他也被遣返回日本。他回国之后就在京都大学读中国语言文学科，四年毕业以后，他在京都的一些大学当过临时教员。几年后他去了东京，在日本顶尖私立大学的早稻田大学学习后来成为正式教员，早稻田大学是以文科助长的。他工作了大概有四十多年直到退休（私立大学退休年龄一般是70岁），从讲师、副教授、教授到后来成为主任教授，就是我们称为教研室主任的职位。他经常在教学第一线搞教学实践，他很少写论文，所以著作也比较少。但是在日本的汉语教学界他很有名。他很重视一二年级的汉语基础教学，特别是语音教学，他钻研地特别深，也有他自己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
基：您和长谷川先生是如何建立深厚友谊的？
刘：文化大革命之后，百废俱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代表大会开完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形式越来越猛。中美建交，中日建交以后，西方国家通通开始建交。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门越来越大，外语变成了很急需的东西，外国人提出我们中国的词典很少，特别是汉外词典，比如汉英词典，汉日词典，汉德词典都太少，建议中国多编写一些词典。这时候呢，国务院把这个任务交给当时的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学校接到任务后特别重视，先后成立了汉英、汉日、汉德、汉西、汉阿和汉法这几个词典小组，那大概是1976年。我当时在教学第一线日语教研室，当时因为急需人，所以我被调到汉日词典组当组长，一些教书的教员也会翻译一些词条。我们学校的培研部先出了一本汉语的稿子，他们汉语教学经验丰富，一些汉语基础词汇，语法都得进词典。他们一边搞汉语，我们一边搞日语。当时光凭我们的力量，这本汉日词典还搞不起来，因为我们教研室人也不多，只有六七个人，所以想找一个日本专家。正好我们国家有个外文局，外文局当时请长谷川先生翻译中国对日本的杂志--《人民中国》。他去了半年之后，觉得他不适应这个工作，因为汉语的水平还不够深。一般的审稿，修稿都没问题，但在定稿方面他能力差一点。由于他的合同期未满，也就把他调到我们学校，我们两个几乎每天都待在同一个办公室，在一起工作。要编制词典，两个人一定要商量。中日两个国家因为历史文化不一样，所以词汇的发展也不同。比如一些新词，中国有的，日本没有，日本有的，中国没有。多义词词汇意义的广泛程度也不一样。这些东西需要两个人不断讨论商量。我日语解决不了的问题他解决，他中文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解决，这样就能把两个人的长处结合在一起。基本上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俩天天坐在一起。在中国工作一年半之后，他回国了。长谷川先生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在中国工作期间，我们一周休息一天，他非常想了解中国文化，所以在周日这天没事的话都要来我家玩。我们聊聊天，吃吃便饭，当时经济状况不允许我们去外面吃，所以只能在家里做饭招待他。我爱人是南方人，善于做菜，烧麦，馄饨做的很好吃。长谷川先生特别喜欢吃我们家里做的两道菜，一道是红烧肉，另一道就是烧茄子，他每次都要吃这两个菜，我们家也正好利用礼拜天开开荤。他也会要求我陪他在北京逛，我们去琉璃厂，琉璃厂有文房四宝、古书、古画还有一些文物，他便买一些回来。平常我们俩有约定，我们交流时，我讲日语，他讲中文，以后几十年我们写信也是如此。我们互相学到了好多文化知识。1981年，我第一次被公派到东亚同盟书院教书，在教养学部也就是基础学院负责一些简单基础的教学。86年又被学校文学部请去，这期间我去过日本好多地方和大学，也和长谷川先生来往比较密切。他也会带学生来北京游学，只要来北京就来看我。1993年教育部把我调到大使馆，我在大使馆工作了三年半，主管中国留学生管理工作。我退休以后，爱知大学请我去帮他们做词典修订。在那又工作了一年半。1999年，我就回国了。我们在专业上互相学习。当时没有邮箱，打电话太贵，我们就相互写信，有拼写错误就互相纠正，坚持了几十年。我工作期间出版了十几册书籍包括翻译。长谷川后来主编一本大型日本词典。
基：长谷川教授如何决定把遗产捐赠给我们学校的？
刘：2012年，长谷川先生给我写信说想来北京玩并多住几天。我年纪也大了，没力气一直陪他玩，所以我就拉来孙炳日老师一起接待他。有一天我和他坐在一起聊天，他表示想把遗产捐给中国的基金会，让我陪他下午去了解一下情况。我便说那可以捐给北语啊，没想到他爽快的说好啊，之前还没想到可以捐钱给国立大学（因为私立大学收入主要是靠校友捐赠的）。他那时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我那天回到学校立马找到离退休处处长齐沛说明了此事。齐沛老师报告给了副校长赵明。学校领导很积极，便一起邀请长谷川先生吃饭。第二天他要走时，党委书记李宇明想请长谷川先生吃饭，我们五人便吃了一顿，并邀请长谷川先生常来北京玩。到2013年，长谷川先生说想再次来北京，在我们去接机那天没等到他，我便写信给他，回信里说他摔了一跤，现在在医院。我们学校便派我和孙炳日老师一起去看望他。他当时身体状态很差，但在我们去后坚持让我们看了他的遗书，遗书上都有公证处盖章了。做出决定是非常爽快，但其实长谷川先生的钱来之不易。我在他家住过一夜，了解到他一生未婚。他生活很简朴，特别节省，他家里没多少家具，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脑，也没有空调，只有个小电扇。日本的农民家庭都是有空调的。也因为如此，我和他联系不是很方便，所以也就一直用书信。他一生都节俭，但在最后能够无私地把所有遗产捐赠给我们学校，我们既感激又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