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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长谷川良一教授(刘青然教授回忆)

时间:2018-09-18点击数:


长谷川良一教授


刘:基金会找到我,想让我写一篇关于我和长谷川良一教授的回忆文章。但我想用采访的方式,这样比较直白一点。

基:您能先介绍一下长谷川先生吗?

刘:长谷川是姓,良一是名,有一字的一般代表的是家里的老大。他于1926年8月2日出生在日本京都府的一个平民家庭。高中毕业后正值日本侵华战争,日本要搞大东亚共同圈。日本在上海办了一个“东亚同盟书院”,这个大学说穿了就是为了培养侵华干部而成立的。大概在1943年,长谷川先生高中毕业后到东亚同盟书院进行学习,学的是中国语言文学。这个大学有一个传统就是把特长学习和社会学习结合在一起。暑假寒假和平时,学校各个学科的学生要去各地进行调研,说的好听一点呢是调研,其实呢,也就是搞点情报。一直到他后来读的大学叫爱知大学,还是有这个传统。他在那里读了两年学,二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45年,快到日本战败期间,本来侵华战争期间,大学生是不被征兵的,但是因为日本战线太长,兵源缺乏,所以他就被争去当兵了。当兵以后在江苏无锡训练了三个月,长谷川先生还未正式入伍,日本就投降了,他也被遣返回日本。他回国之后就在京都大学读中国语言文学科,四年毕业以后,他在京都的一些大学当过临时教员。几年后他去了东京,在日本顶尖私立大学的早稻田大学学习后来成为正式教员,早稻田大学是以文科助长的。他工作了大概有四十多年直到退休(私立大学退休年龄一般是70岁),从讲师、副教授、教授到后来成为主任教授,就是我们称为教研室主任的职位。他经常在教学第一线搞教学实践,他很少写论文,所以著作也比较少。但是在日本的汉语教学界他很有名。他很重视一二年级的汉语基础教学,特别是语音教学,他钻研地特别深,也有他自己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

基:您和长谷川先生是如何建立深厚友谊的?

刘:文化大革命之后,百废俱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代表大会开完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形式越来越猛。中美建交,中日建交以后,西方国家通通开始建交。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门越来越大,外语变成了很急需的东西,外国人提出我们中国的词典很少,特别是汉外词典,比如汉英词典,汉日词典,汉德词典都太少,建议中国多编写一些词典。这时候呢,国务院把这个任务交给当时的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学校接到任务后特别重视,先后成立了汉英、汉日、汉德、汉西、汉阿和汉法这几个词典小组,那大概是1976年。我当时在教学第一线日语教研室,当时因为急需人,所以我被调到汉日词典组当组长,一些教书的教员也会翻译一些词条。我们学校的培研部先出了一本汉语的稿子,他们汉语教学经验丰富,一些汉语基础词汇,语法都得进词典。他们一边搞汉语,我们一边搞日语。当时光凭我们的力量,这本汉日词典还搞不起来,因为我们教研室人也不多,只有六七个人,所以想找一个日本专家。正好我们国家有个外文局,外文局当时请长谷川先生翻译中国对日本的杂志--《人民中国》。他去了半年之后,觉得他不适应这个工作,因为汉语的水平还不够深。一般的审稿,修稿都没问题,但在定稿方面他能力差一点。由于他的合同期未满,也就把他调到我们学校,我们两个几乎每天都待在同一个办公室,在一起工作。要编制词典,两个人一定要商量。中日两个国家因为历史文化不一样,所以词汇的发展也不同。比如一些新词,中国有的,日本没有,日本有的,中国没有。多义词词汇意义的广泛程度也不一样。这些东西需要两个人不断讨论商量。我日语解决不了的问题他解决,他中文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解决,这样就能把两个人的长处结合在一起。基本上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俩天天坐在一起。在中国工作一年半之后,他回国了。长谷川先生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在中国工作期间,我们一周休息一天,他非常想了解中国文化,所以在周日这天没事的话都要来我家玩。我们聊聊天,吃吃便饭,当时经济状况不允许我们去外面吃,所以只能在家里做饭招待他。我爱人是南方人,善于做菜,烧麦,馄饨做的很好吃。长谷川先生特别喜欢吃我们家里做的两道菜,一道是红烧肉,另一道就是烧茄子,他每次都要吃这两个菜,我们家也正好利用礼拜天开开荤。他也会要求我陪他在北京逛,我们去琉璃厂,琉璃厂有文房四宝、古书、古画还有一些文物,他便买一些回来。平常我们俩有约定,我们交流时,我讲日语,他讲中文,以后几十年我们写信也是如此。我们互相学到了好多文化知识。1981年,我第一次被公派到东亚同盟书院教书,在教养学部也就是基础学院负责一些简单基础的教学。86年又被学校文学部请去,这期间我去过日本好多地方和大学,也和长谷川先生来往比较密切。他也会带学生来北京游学,只要来北京就来看我。1993年教育部把我调到大使馆,我在大使馆工作了三年半,主管中国留学生管理工作。我退休以后,爱知大学请我去帮他们做词典修订。在那又工作了一年半。1999年,我就回国了。我们在专业上互相学习。当时没有邮箱,打电话太贵,我们就相互写信,有拼写错误就互相纠正,坚持了几十年。我工作期间出版了十几册书籍包括翻译。长谷川后来主编一本大型日本词典。

基:长谷川教授如何决定把遗产捐赠给我们学校的?

刘:2012年,长谷川先生给我写信说想来北京玩并多住几天。我年纪也大了,没力气一直陪他玩,所以我就拉来孙炳日老师一起接待他。有一天我和他坐在一起聊天,他表示想把遗产捐给中国的基金会,让我陪他下午去了解一下情况。我便说那可以捐给北语啊,没想到他爽快的说好啊,之前还没想到可以捐钱给国立大学(因为私立大学收入主要是靠校友捐赠的)。他那时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我那天回到学校立马找到离退休处处长齐沛说明了此事。齐沛老师报告给了副校长赵明。学校领导很积极,便一起邀请长谷川先生吃饭。第二天他要走时,党委书记李宇明想请长谷川先生吃饭,我们五人便吃了一顿,并邀请长谷川先生常来北京玩。到2013年,长谷川先生说想再次来北京,在我们去接机那天没等到他,我便写信给他,回信里说他摔了一跤,现在在医院。我们学校便派我和孙炳日老师一起去看望他。他当时身体状态很差,但在我们去后坚持让我们看了他的遗书,遗书上都有公证处盖章了。做出决定是非常爽快,但其实长谷川先生的钱来之不易。我在他家住过一夜,了解到他一生未婚。他生活很简朴,特别节省,他家里没多少家具,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脑,也没有空调,只有个小电扇。日本的农民家庭都是有空调的。也因为如此,我和他联系不是很方便,所以也就一直用书信。他一生都节俭,但在最后能够无私地把所有遗产捐赠给我们学校,我们既感激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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